纪念史景迁：虚构的力量与诠释的魅力
纪念史景迁（1936.8.11-2021.12.26）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历史学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
代表作品有《康熙与曹寅》《改变中国》等
本文是我的著作《历史社会学的逻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第2章
原收录在2018年论文集《垂天之云：欧洲汉学与东／西人文视域的交映》
高雄中山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出版。
理解史景迁的书写风格，不仅要从史学家或文学家的身份认定入手，更要从诠释规则角度入手。基于对史景迁的文本式疑问与脉络式疑问，本文指出他在《大汗之国》中为自己树立了汉学的虚构传统，以之区别《改变中国》中体现的干预传统。在前一脉络下，史景迁的文本中体现出被观察者／被观察的观察者／观察者（或作者）三重结构，并可以进一步借助述平和吕炳强的某与人、第四身与第一身的文法层次之说，将其发展出作者通过文法学意义上的化身成为被观察的观察者，进而参与到其行动历程与历史世界的事件序列之间的假设检验过程，从而形成文学化的历史书写。最后，本文以《康熙》的自传风格和《王氏之死》的文学风格为例，说明其中的文法层次与诠释规则。
一、问题的提出：文本式与脉络式
如果说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是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和风格有着激情。你可以说在历史学者中我比较注意写作的效果，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并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自觉，因为我热爱西方传统中的文学人物（卢汉超，2015：30）。
如何理解史景迁的文学式史学书写？在他的文本中对“准确”、“表达感情”、“更深层的效果”的理解，离不开与“西方传统中的文学人物”相类似的、探究历史人物深层的所思所想。因而阅读他的代表作，不难发出这样的文本式疑问（text-based problem）：
1．为什么《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一书能够以自传体的方式使用第一身代名词（the first-person pronoun）的叙事视角和章节编排（史景迁，2011a）？
2．如何看待《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The Death of Woman Wang）通过引用文学作品《聊斋志异》来了解山东民众的“心灵图像”（李孝悌，2011：xvi）？
3．与以上相似，涉及到其它文本的问题还包括：《太平天国》用意“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史景迁，2011b：14）是如何可能的，为什么在语法能够使用现在时态（Wakeman，1998）？《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Treason by the Book）认为“吾人……总是能进入他们二人（孙按：曾静、雍正）的内心世界而探索这整个过程的蛛丝马迹”是如何可能的（史景迁，2011c：3）？在《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中史景迁如何能够推测胡若望的心灵，理解他到底疯还是没疯（Mazlish，1992）……
▲史景迁《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图片来源于豆瓣。
如果要将史景迁及其作品放回到美国的中国学／汉学界，疑问也难以解答。毕竟，他是鲜见以如此文笔、如此视角见长的汉学家或中国史学家，因而也容易有这样的脉络式疑问（context-based problem）：
4．能否从汉学传统中给予史景迁这位以文学式书写见长、“双重身份”、“把幻境变成历史判断的正当范围”的学者以定位吗（康无为，1993：26）？
5．能否从史景迁的文本中，找出他如何看待自己在整个汉学脉络中定位之可能呢？
6．他在汉学传统中的定位能够和其作品风格结合起来理解吗？
二、两种回答及其不足
本文对于上述的脉络式疑问和文本式疑问，尝试给出统一回答，呈现一个“融贯的”史景迁。先就学界现状来看，主要有两种回答：
第一种看法是认为史景迁“成于文学、败于史学”，是通过批评他的史实之误、史见之陋，按其风格将之归为小说家之列。汪荣祖（2009）认为，史景迁的作品“重点不在理论与议题，而是在叙事”，并且指出“他的作品作为历史文章毕竟缺乏分析与论证，也少见他对历史问题提出独特的解释。因而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少扎实的历史知识”。在讨论到史景迁的《康熙》、《胡若望的疑问》文本时，汪荣祖（2006：101-102）便认为这样越界的叙事是受到“后学”影响，迎合了“叙事再生”（revival of narrative），是在写小说而非写历史。
▲史景迁《胡若望的疑问》，图片来源于豆瓣。
第二种看法是认为史景迁的“文学之成，不败于史学”，使其以“说故事”的方式贡献于历史学。郑培凯等人承认史景迁的作品确在史学界带来争论，但如是为其辩护：一方面反对“传统学究型历史学家的讽刺”，认为不应以社会科学方法和理论的贡献作为评判标准，而认为史景迁的作品是符合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写法以及吉本（Edward Gibbon）等人的“说故事”的史学原则；另一方面也反对将史景迁归入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差别抹杀的“后学”之列，认为他在历史推论时仍坚守文献材料的考证，解读历史的“可能”是什么（郑培凯、鄢秀，2013:v-x）。
尽管双方的观点都与上述的文本式问题和脉络式问题有接近，但仍有不少距离。比如，双方都承认史景迁的文笔超群，但是这样历史书写的诠释规则是什么？如何应用到解释史景迁文本中关于内心世界之推测？显然，双方的抽象或泛化理解都无以回答。再比如，双方争执于史景迁的“后学”位置，但是该争执点的背后是对史学家／小说家身份的认同，任何一方的回答都无助于理解其文本本身内部的架构。即使接受史景迁写作为后现代史学，那么在汪荣祖看来，史学写作无异于文学写作，“越界”的书写（如第一人称）因却合理化而“去问题化”，掩盖了可讨论的空间。如果不接受这样定位，又无法给出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这样的“越界”书写。
不同于上面的规范性讨论，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在《美国历史学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举办的关于历史解释与因果性问题的讨论会上，却谈到理解史景迁的另一种可能性。
她认为，史景迁以及与之类似的学者，尽管没有直接参考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但是却是在狄尔泰所说的“精神科学”范围、在诠释论的导向下从事“叙事”，其研究目的是去理解过去的人，使得过去与现在得到交汇（Emmanuel et, al, 2015）。并且，在柯娇燕看来，叙事与因果性是同一回事而非仅仅是等价的。（narrative and causation are the same—not just equivalent, but the same），而史景迁正是在于通过“有感情的叙事”（affective narrative）的方式开启了对因果性研究的新取径，这尤其为反映在史景迁（有意或无意地）在史学家通常认为相关“证据”（evidence）已存在具有不可修复的脆弱性之处开展的研究（Emmanuel et, al, 2015）。
从诠释论的脉络下、从叙事与因果性的关系入手来理解这样的历史书写，实际上是将汪荣祖和郑培凯之间的争论进一步深化，在“后学”与“传统学究型历史学家”之外寻找出路，并且进一步转至更切实的讨论而非停留空泛的规范主张。不过，柯娇燕尽管表达了对史景迁贡献的欣赏，但却未能开展她的论述，难窥她所说的“有感情的叙事”为何、诠释论与因果性如何在史景迁的作品中体现、如何解决缺损证据的叙事等一系列问题。
顺此道路，孙宇凡也讨论了史景迁作品中的叙事与因果性。他以《康熙》和《王氏之死》为案例，借用吕炳强解读德勒兹文本所得的“士多噶因果性”（Stoic causality），结合韦伯（Max Weber）的行动历程（the course of action）概念，认为史景迁的叙事方法，是一种以历史世界中可观察的、“表层”的事件序列作为果，以行动者不可观察的、内心“深处”的行动历程作为因的一种假设检验（孙宇凡，2017）。换句话说，他认为，史景迁的历史书写是以可得的历史证据（如圣旨文本、地方志、小说）以反事实的（counterfactual）方式推测历史行动者（如康熙、妇人王氏）所思所见（孙宇凡，2017）。
▲史景迁《王氏之死》，图片来源于豆瓣。
但是，这样的因果性解读虽然将柯娇燕说法加以细致化，但是与史景迁的自陈自说结合起来看，仍有一定的距离。史景迁在回答关于《王氏之死》使用文学材料引起的争论时，这样说：
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是小说。但同时我们知道蒲松龄正是生活在本书所涉的时代。尽管是小说，它代表的一种见解。我们在《聊斋志异》里看到了蒲松龄本人。……所以我想蒲松龄是他那个时代一个中国人的声音，而《王氏之死》正是为了表达当时中国人的声音。……。所以并不是，“我猜想这事发生了”，而是“我们知道这里有一桩谋杀案，我们知道蒲松龄很关注这类暴力，所以也许可以将《福惠全书》中的真实记录和蒲松龄的小说综合使用”。……，所以这是我的想法：“这里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耆老之年的中国人，生活在同一地区，思考着同样的问题。让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同盟吧，不要忽视了他”（卢汉超，2015：34-35）。
这并非史景迁第一次强调“同盟”的作用。在《胡若望的疑问》的序言中，史景迁（2014a：16）同样把带着胡若望从广州带到欧洲的耶稣会神父傅圣泽（Jean Francoise Foucquet）看为“同盟”，依赖他的观察与记录，认为：
我们对胡若望的了解，终究还是得仰赖傅圣泽的记载。……我并不认为傅圣泽对待胡若望的方式是正确，但我却因为他所保存的记录，才得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因此，即使我认为我成功批判了他，但就某方面而言，他仍然是胜利的一方。
对照来看，孙宇凡对史景迁的因果性特点分析难以直接解释这个书写特点，例如：“并不是‘我猜想这事发生了’”、“[蒲松龄的小说]它代表了一种见解”、“把他当作一个同盟吧”、“他仍然是胜利的一方”。因为在这样的书写关系中，史景迁不是设计了书写者／历史学家——被书写者／历史行动者的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书写者／历史学家——同盟／见解——被书写者／历史行动者的三层关系。例如，被书写的妇人王氏作为历史中的行动者，不仅被蒲松龄这个“同盟”观察、记录和表达出一种见解，还被史景迁再观察和再书写。
不过，我在下面将会论证，这样的层次拓展与孙宇凡此前的分析并不完全冲突，反而能够同样在诠释论导向下，以此为基础加以拓展，由士多噶因果性论述向“化身”迈进。
三、经由述平小说《某》的转化
首先要论证的是，理解这样拓展的三层关系的切入点无需他助，正在史景迁为自己隐秘地建立的一种汉学传统之中。
史景迁在《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一书出版后，仍持续思考了四十多年的跨文化交流问题，并写就同系列的第二本著作：《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不过，我尝试提供另一种解读视角：不是跨文化交流，而是历史书写方法。
▲史景迁《大汗之国》，图片来源于豆瓣。
《大汗之国》介绍了数百年来48个西方历史人物留下的文本中对中国的想象或理解，但直至最后一个才终于接合了上述的观察／书写层次问题：讨论“被观察的观察者”（the observed observer）主题的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卡尔维诺笔下，当忽必烈问及马可波罗回到西方后，是否愿意向同胞复述与他聊谈的故事的时候，马可波罗却回答届时家乡的码头工人、热亚那的狱友都将听到不一样的故事，因为“决定故事的不是说故事的声音，是听故事的耳朵”（史景迁，2013：301-302）。对此，史景迁（2013：301-302）这样赞赏道：
卡尔维诺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而且适用于所有的故事。关键在于耳朵，只听想听内容的耳朵。……从一开始，西方人对中国就充满兴趣，几世纪来，新的资料不断，热诚更从未稍减。至今我无法对此现象提出解释。但是本书中的故事似乎证明，中国完全无须改变自己以迎合西方。
回顾这本书来看，卡尔维诺的答案与史景迁自己的书写一样，都保持了同样的三层关系：中国——叙述中国者——叙述中国者的同胞。其中，叙述中国者是卡尔维诺所说的“被观察的观察者”，既观察中国——凭借他的“耳朵”得到了叙述中国为何的权力，但同时又被他的同胞们所观察——“耳朵”的那权力又被同胞所据。
“耳朵”的权力带来一个后果，正是这本书的主题：“以感觉而非视觉去体会中国”；即使是到过中国的观察者，也一样“不脱想象的成分”（史景迁，2013：7、11）。在一次访谈中，史景迁进一步总结这些主题时说“我想唯一联贯性在于‘虚构’这一行为本身”（巴宇物，2005：23）。
的确，当以感觉、想象、体会，凭借听者的力量来影响叙事的生产，那么“虚构”便成为绕不开的议题。那么同时值得质疑的是：当史景迁认为他眼中的这些“瞄看中国”的历史人物作为“被观察的观察者”并且都在从事虚构的时候，他自己这个同样在写中国的西方人是不是在从事“虚构”呢？
对于这样的“史景迁的史景迁”式自反性质疑，他在另一番回答中有涉及。他并不避讳自己有时会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答道：
我只是集中记录了他们自以为是的观察结果。在某一类历史研究中有人会质疑材料的真实性，这种质疑与我所作的研究没有关系。……。我尽量试图从作者自己的角度来解释他们。我的目的不是要对这些作者作出任何论断（巴宇特，2005：20、23）。
回顾史景迁将蒲松龄、傅圣泽看作是“同盟”的说法，实际上他并不是要去质疑“被观察的观察者”所观察世界，而是呈现出来这些“同盟”的观察结果（如傅圣泽看到的胡若望的欧洲之旅）。将这两个议题联系起来，可以得下图：
这样看来，实际上史景迁是续上了“瞄看中国”传统：该脉络由史景迁自己书写出来，历经天主教时期、中国风时期等一系列阶段，经由最后的卡尔维诺，再“匿名地”由史景迁衔接上。
如果将《大汗之国》看作史景迁树立汉学（我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汇，以呼应“瞄看中国”之说）研究“虚构”传统之作的话，那么将会带来另一个麻烦：同一系列的《改变中国》又要如何理解呢？
显然，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这不仅在于前一本书中的人物多数以文学家身份出现，并且大多没有到过中国，而后一本书中历史人物则均到过中国，并多以顾问等身份参与中国事务，更是因为相较于“虚构”在跨文化交流中也可理解为——“中国完全无须改变自己以迎合西方”来说，这本书立下相对立的“干预”传统——“使中国按西方所理解的定义来改变”（史景迁，2014b：302、329）。
史景迁以汤若望、南怀仁为始，以美苏的顾问专家为终，叙述了这些西方人在干预中国的过程中获得关于中国的知识，又在理解中国的过程中进一步干预中国，以希望通过中国实现他们自己所追求的“宿命”（如传教天职、冒险人生）（Cohen, 1970）。
如果按照上述处理《大汗之国》那样，将跨文化交流理解转化为历史书写方法的话，这本书中汤若望、南怀仁等“汉学家”，不是“通过虚构来讲述中国故事”，而是“通过干预讲述中国故事”。这意味着，一个中国研究者，必须实际参与到中国当中去，与中国人从“被观察者”转化为“被干预者”，并使自己一同成为“历史中的行动者”，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以“掌关税大权，振将倾王朝”的赫德、“以译事小枝，撼千年科举”的傅兰雅）。
由此却带来另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史景迁在“干预”传统下的位置呢？他不在此列吗？的确，仅为学者身份的他，与这些改变中国的历史行动者相距甚远。不过，也唯有将这两条脉络并立观之，方才能理解史景迁在“虚构”（fabrication）中的定位。
邓为宁（Victoria Cass）在评论《王氏之死》时说，通过蒲松龄的作品，史景迁不仅去重新塑造了“物理实在”（physical realities），也重新塑造了“想象实在”（imaginative realities）（Cass, 1980）。我认为这样邓为宁说法可以借鉴，但需修订。史景迁只通过文本阅读的方式了解和研究中国，无法直接改变“物理实在”，而“重新塑造”的郯城风貌，也只是“想象中的物理实在”。因此，我倾向于将物理实在的改变归功于“干预”传统，想象实在的重新塑造归功于“虚构”传统，而史景迁在他的两本书中所树立的分化现象，及其与卡尔维诺的同构性，正说明他是站在“虚构”传统的一端。
不过，当“虚构”转回到史学中来理解的话，便容易与“发明或篡改史料”之类的评判联系起来，以致模糊了历史与小说之间的界限。因此，这样的讨论不得不可以与主流的两种看法联系起来。为此，看一看史景迁自己怎么说。
史景迁（1998）在评论历史小说家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时，认为小说与历史之间的区分在于“我们所允许自己的自由地带”（the zones of freedom that we allow ourselves），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阿特伍德认为自己写历史小说是“在有确凿的事实（solid fact）之时便不能改变它”，而史景迁的回应却在于：评判一个证据（evidence）是否为实存的（the actual），衡量它的可信度，使之构成事实，却是要靠历史学家。
第二，阿特伍德认为她的作品《格蕾丝》（Alice Grace）中的主要部分虽然都能得到了格蕾丝及其时代有关书写的支持，而这些书写本身“可能”（might be）也是含糊的。史景迁（1998）注意到了阿特伍德“可能”一词的暧昧性，并认为这也是历史学家的“黑暗领域”（dark area），因为执迷于此的历史学家往往会为了证明他所提出的假设（hypothesis）而忽视正在阅读的事实其实是“含糊的”。
第三，阿特伍德指出在自己的书写中存在无法得到填补、无法解释的空缺之时，便由她去自由地发明出来。史景迁（1998）对此回答反而是“讽刺”历史学家虽声称不会如此，但实际上他们所作所为与此往往是等价的，例如中国早期史学家常借助已记录的对话去填补和重构历史人物的对话。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出生于1939年11月18日，加拿大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
史景迁（1998）看似在说明历史学家与历史小说家区分、抹杀了二者之间的绝对性界限，但实则不然。他一方面指出，似乎历史学家可以拥有更高的权威，将复杂的历史融入到“阐释和记录的模式”（interpretation and the modes of recording），使得史学家如有“见证”自己所未经历之事的本领，知道可能或不可能发生了什么，但另一方面也提出对这种权威的限制：他以阿特伍德的文本为例，指出她虚构的历史生活普遍特征（比如饮食）在历史学家看来会受到质疑，因为虚构出来的“普遍”要受到不同文化模式、不同的技术条件所限制。
可以看出，史景迁并不否认史学家如同小说家的虚构与想象、见证与填补的特权，但是也不忘其限制。这样的假设与证据、重构与记录、见证与阅读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也促成了虚构的开始与终结的关系——作者通过虚构的想象去填补历史空白、推论“黑暗领域”，评判“证据”与“事实”，但一旦进入“想象实在”之中，便不得不受到“物理实在”之限制，使得小说家式的本领受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证据、文化／技术）所限，使得虚构的无限性走向了历史的可能性，使得“怎样都行”的纯粹建构风格走向了“何种可能、何种不可能”假设检验的诠释论风格。
为了再挖掘虚构、想象实在及其限制在书写实践中的文法学关系，我暂且绕开史景迁的史学家一端的视角，转到当代中文小说家述平（2011）一端，从他的一部具有历史学诠释意味的小说——《某》吸取理论工具。
述平这部小说的题材并不出奇，讲的是中年女性乔丽荣在丈夫老周去世后，顺着他遗物（如书信）中的线索，逐渐发现了在她面前一向忠厚的老周的另一面——小城姑娘珍珍的情夫。随着故事以探案的方式开展，乔丽荣对老周的原先印象逐渐模糊，新的形象不断出现，如同解不尽的谜团。而小说的特别之处却在于，述平在谜团越解越不尽之时，“按捺不住”地插入故事之外的理论解说：
我是冒着一种可能要破坏这部小说的危险跳出来说这番话的……，我想说的仅仅围绕着一个字，也就是我这部小说的名字：“某”。……。据我在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查到的有关“某”字的解释，有如下几条：……。②指不定的人或事物：某人、某地、某种线索；……。其中，令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第二条。……。字典上说这是一个指示代词，而在这里，我却试图使它名词化，从以往那些代替什么东西的附属地位中分离出来、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存在，……。在此之前，这个字要结合一些字才能正确使用，比如说某人、某事、某地……。但我更喜欢单个地看这个字，我觉得它有点模糊暧昧、意义未明，可以随意地指向任何方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非常广大，可以容纳一切，同时又无所归属。……。[它]是虚构开始的地方，也是虚构终结的时刻[粗字体为笔者所加]（述平，2011：57-59）。
在述平“跳出来”说的这几句之后，又转入重新纺织这个故事，包括老周没有去世等一系列可能性。不过，我感兴趣的是他与史景迁异曲同工之处：“某”的名词化。
名词化的“某”在获得独立存在之时，实际上是转到“人称代名词”系统里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正如述平想以此想指陈充满谜团的亡者老周：当老周作为活人、面对妻子乔丽荣时，他不是“某”，而是“人”，但当他脱离了肉体，不再说话的时候，成了“某”。此时，“某”与其说是标定了“他”这个“人”（“老周”），倒不如说是标定了“死亡”（“亡者”）。
如果接受这样的说法的话，那么“他”甚至“它”这些第三人称代名词便不能精确表达的一种情况。实际上，“人”面对“死亡”一样非肉身的他者的情况不止此例，还可以包括人面对“文化”、“道德”、“制度”、“历史”。当我们说“历史人（物）”或“文化人”的时候，可以将其指定为自己面对的特定的人——如“文化人述平”、“历史人物蒲松龄”，但把“人”字抽离，让“文化”、“历史”独立成为“人”所面对的对象之时，就会发现这种在“附属地位中分离出来、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存在”情况普遍之至。
故此，吕炳强（2009：143-167）借用勒维纳斯的“他性”（otherness）的概念，将之视作“第四身代名词”。在这里，我将他者（包括我、你、他）／他性（包括上帝、死亡、历史、文化）之间的人称代名词关系，理解为“人／某”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来，小说讲述的不是乔丽荣和老周这个第三身或“他”的互动——实际的老周早已过世，而是乔丽荣和名词化的死亡本身之间的游戏，是第一身与第四身之间、是人与某之间的关系。
但是，一旦述平从小说中跳出来，人称结构会完整转变了。当述平处于匿名状态时，这起平凡故事如同真人真事，如同物理实在的一部分，因而乔丽荣是“人”而非“某”。而当述平要“冒着一种可能要破坏这部小说的危险跳出来”的时候，小说与作者之间的界限树立了起来，“物理实在”露出了其为想象实在的本来面目，小说终究是终究小说。但也因此，述平抛开了限制，没有将这部分理论解说作为结尾，而仅是中间语，并在后半部分中放弃了“匿名”，开始实验故事重新纺织的可能性。在后半部分，乔丽荣只是述平笔下的一个符号，使得小说人物成为作者这个第一身所面对和组织的第四身。
乔丽荣的双重身份以述平的介入作为截点，说明了第一身与第四身、某与人的不可并存于一体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基督耶稣。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之后死而复生并“道成肉身”或“化身”（incarnation）。不过，下面将会看到，史景迁的诠释规则的要害，正是如基督耶稣一样突破人称代名词的界限。
四、《康熙》与《王氏之死》
我以史景迁的两个文本：《康熙》和《王氏之死》为例，进一步分析其中的文法学结构、虚构与假设检验之间关系。
《康熙》一书的奇妙之处在于：首先，该书只有在《自序》部分中以一般历史学家的方式，用第三人称来谈康熙、第一人称说自己，而正文中恰恰相反——史学家不见了，只有了第一人称的康熙，由此形成了极致的文法学对照。其次，在章节安排上以“游”、“治”、“思”、“寿”、“阿哥”和“谕”来重构康熙的面貌。如史景迁所说，“尽管是一种历史学家并不常运用这些范畴来架构他们有关制度与传记的材料，但官方活动的种种面向，似乎很自然被涵摄到在某种私人、情感的框架之内”（史景迁，2011a：3）。如此一来，文本的焦点便是帝王“个人自身”（the individual himself）而非“假面”（persona）（Wakeman, 2005）。再者，史景迁以这样的框架、这样的口吻所说出的话，其依据的却是“来自于不同脉络的混合材料之拼贴”（Wakeman, 2005）。
对于这些问题，史景迁（2011a：10）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将之称为一种“实验”。我认为，理解该实验要明确的是，从史景迁这个当代人视角出发，康熙作为故去之人，如老周一样，已是“在那儿”的历史谜团，是第四身，是“某”。但是，史景迁的《康熙》中要呈现的是康熙作为“在这里”的历史当下，是第一身，是“人”。如上所述，这看似是一种文法学上的不可能——死者何以复活？谁能让死亡如何发声？“某”何以为“人”？
史景迁的实验正是将自己化身为康熙。他的入口是在《自序》中反复提到的康熙性格——“能够坦率又生动地表达他人个人思想，怕样的特质在大帝国的统治者身上实属罕见”，以及康熙留下的特殊史料——“数百封以汉、满文书法所述的信笺和断简残篇，……。通过这些信函，我们得以一睹康熙私底下口语化的风格，捕捉康熙的语言神韵，窥视康熙心绪的翻腾和纠葛”（史景迁，2011a：3）。可以推测的是，史景迁对化身对象的选择是有考虑的，毕竟他同样写过雍正的“内心世界”，但却没有采取自传体的书写风格（史景迁，2011a：10）。
由此入口，史景迁开始虚构与想象自己作为康熙，进入营造出来的历史当下。但一旦作为“某”的历史之康熙“道成于肉身”史景迁这个“人”，却也对史景迁的虚构产生了限制，因为他的想象必须是“来自于不同脉络的混合材料之拼贴”。无疑，这些材料都是与康熙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当史景迁化身为历史中的康熙的时候，他又要面对文本中的康熙，需要将自己想象的一举一动放到文本脉络中加以假设检验。因此，最后在《康熙》一书中呈现的康熙，只是“被观察的观察者”——一方面被史景迁所观察，另一方面观察着自己（史料）。
这样关系在史景迁对《康熙》的时间结构说明中最为清楚。他在《自序》的末尾提醒读者，这本书“不仅横跨了康熙公布《临终谕旨》前六十三载的生命历程，也可以压缩在《临终谕旨》公布前流逝的一个小时”，这意味着史景迁在实录、起居注等“文本中的康熙”，和化身为“历史中的康熙”作临终前的生平回想之间、在物理的实在和想象的实在之间辗转（Cass, 1980）。
值得留意的是，这样的辗转，也正要借助了史景迁这个“人”的化身，才能够使得作为第四身的康熙获得了第一身的内心世界，能够使得可观察的、事件序列的文本（如编年体的实录）与作为不可观察的、行动历程的康熙内心（如游、治、思、寿）之间的因果性论证成为可能。否则，仅就“文本中的康熙”进行论证，撇开化身这一环节，便无法解释《自序》中对该书的章节安排、材料来源的特别说明。
在史景迁的传记作品中，既有被观察的观察者以回忆、反省的方式审视自我，观察生平，使得被观察者与被观察的观察者合二为一，但也有被观察的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分离开来的情况，如《胡若望的疑问》中通过傅圣泽的视野来观察胡若望以及下面要谈到的《王氏之死》。
《王氏之死》述说了艰难之世事是如何一步步将妇人王氏推向死亡的深渊，以致整本书的大部分都如同妇人王氏之死的脚注（Cass, 1980）。在这本书中，直至第五章《私奔的女人》的中间部分，王氏才登场。但是，在前五章半中被频频使用的蒲松龄《聊斋志异》材料，在此之后只作为王氏的死前梦境内容引用过一次，而在王氏死后的部分（包括第六章）便彻底不再引用了。由于史景迁在第一章《观察者》中，将蒲松龄列为其中，因而有理由相信，蒲松龄作为观察者的任务那一时点便结束了。这样的复杂关系也反应了史景迁在步步推进地过程中，熟练地切换了他的化身对象，看到不同的被观察世界，提出不同的假设并予以检验。
▲蒲松龄画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前四章多的篇幅里，史景迁一直依赖蒲松龄这位“观察者”——准确地讲，是被观察的观察者。但问题在于，相较于《福惠全书》、《郯城县志》而言，史景迁是希望用这样的材料来了解当地人的“寂寞、性爱、梦想”，以完成这本书的两个目标：一是描述一个平凡的地方社会。二是“个人的特性”。
为此，史景迁（2011b：46，71，75，79，105-106）不厌其烦地试图说服读者：由于身居与郯城接壤的淄川县，蒲松龄讲述的一些故事的原型可能来自于家乡附近。以此基础，史景迁通过化身蒲松龄，使得小说文本的指向聚焦于郯城记录，形成相互映照的关系——毕竟这是蒲松龄原初的小说，与以康熙为中心的实录或起居注的根本区别之一。
例如，在论述女性丧偶后的“节烈”问题时，史景迁（2011b：第3章）通过引述《聊斋志异》的故事说明寡妇在财务压力、再婚压力下的处境，并同时引用《县志》中的案例对照说明蒲松龄对该问题的看法（“寡妇需要道德和确切的目的”）。虽然是文学表述，但是“寂寞、性爱与梦想”方面确可通过历史描述中得到验证了。如此一来，史景迁才会说“蒲松龄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的声音，而《王氏之死》正是为了表达当时中国人的声音”，也才需要“综合使用”两种材料，将作为事件序列的郯城记录转化为蒲松龄主观的行动历程所观所想。
不过，当王氏登场之后，史景迁便灵活地暂时抛开蒲松龄这个化身，转而直接化身王氏，这尤其反映在关于王氏离开丈夫任某之后和另一个男人出逃，并在王氏归乡之前这段出逃时间的描写。
史景迁频繁地以“如果…”的句式，如同谋士一样为没有声音的王氏出谋划策。他提出了三种假设：第一，史景迁（2011b：134-136）虽然说“不知道两个人打算到哪里”，但又说“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他们最初有三个选择”，包括邳州、郯城和沂州，并逐一分析了这三个选择的利弊。第二，史景迁（2011b：136-139）指出“这对情侣需要一个藏身处”，随后又开始分析王氏的行为在法律上的犯罪定位，及其对逃亡生活可能带来的影响。第三，史景迁（2011b：139）又进一步指出王氏被爱人抛弃后在郯城自己独立生活、寻找工作机会的可能性。
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反映了史景迁一方面通过县志等事件记录提供资料，另一方面从王氏的角度提供反事实假设。例如：如果留下独立生活而非返乡要面对怎样的处境？此时的零假设为王氏选择单独逃亡，备选假设为王氏选择返回老家。为了推论王氏的“选择”，史景迁分析了郯城记录，了解到当时当地对女性“并未给她们提供太多的工作”，因此作为历史故去的王氏，在假设检验中得到了史景迁的化身式推论，并借助史景迁搜集的记录资料思考当时处境。
由此，史景迁虽然描述的是郯城记录，但却让读者体会到一个“私奔女人”的行动历程。毕竟，史景迁在第一次提到王氏时，是在讲述完蒲松龄的一则故事之后：“但那些没有魔法、金钱做靠山的郯城女性该怎么办呢？嫁给任姓的男子王氏又该怎么办呢？”（粗字体为笔者所添）。史景迁的“怎么办”提问（作为假设）是从行动者王氏出发，资料是从郯城县中诸般事件出发，二者正是辗转于史景迁化身王氏。
故事的高潮是王氏回到丈夫任某身边并被他杀害之前的夜晚，做了一个由史景迁（2011b：18）为她编织的、关于“寂寞、性爱与梦想”的美梦。这一大胆的尝试当然打破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Cass，1980），但确实“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卢汉超，2011：30）。
如果对照此处和前四章半的部分中的引文可以发现一个强烈的反差：前部分中，蒲松龄的引文均是单独成段，一引一用，甚至出现了大篇幅地引用一个故事的情况。到了编织王氏的梦境之时，史景迁（2011b：149）标注引用38次，横跨蒲松龄的文本从第60页到第1535页不等。如何理解这种差别呢？
▲蒲松龄《聊斋志异》，图片来源于豆瓣。
如上所述，蒲松龄一直是被观察的观察者：被史景迁观察的同时又作为史景迁笔下的观察者。但在此处，史景迁延续了自己作为妇人王氏化身的时刻，蒲松龄则只是被观察者。梦境纺织的过程，如同是王氏去阅读蒲松龄的文学世界（《聊斋志异》），而史景迁则需要想象梦境中的王氏与这个文本世界中的诸种记录之间的假设检验关系。
也就是说，由于文学世界的记录代替了历史世界的记录，梦境中的王氏代替了现实中的王氏，二者完全脱离了历史世界。但是，史景迁的化身却得以带入他对郯城女性的“寂寞、性爱与梦想”的理解，没有让这个梦境天马行空，而努力保证它的历史性——让读者认为一个适合王氏而非其他人做的梦，以及先是个得意满足但又瞬间回到恐怖现实的梦境而非其它梦境。因此，史景迁如此大篇幅修剪与拼贴文学材料而非如此前那样直取一则故事，也正是化身王氏给作者带来的限制，使其尽管在文学中仍只停留在历史的“可能”。
五、结语
也许正因为史景迁这样的化身式书写，邓为宁（Cass, 1980）才评价他不仅使用了蒲松龄的“视角”（angle of vision），甚至将之内化了（internalized），甚至做得比蒲松龄还要好。我接受这样的说法，并将“视角”、“内化”进一步联接述平的“某与人”所传达出的、吕炳强关于“第四身”文法学理论之创见，由此深化到柯娇燕和孙宇凡关于诠释与叙事、因果性与假设检验的构想。
确实，在这样的深化过程中，学界关于史景迁身份之争的主流看法也都有可取之处：文学之长，长于化身术；历史之优，优于因果性。历史与文学的边界不仅并不固定，更要靠历史的规则来挖掘和组织证据，以及靠文学的想象来理解历史证据及其推论。
最后，我以魏斐德对史景迁一段评价作为结语。魏斐德认为史景迁作品中最精彩的是《太平天国》一书的最后一幕——法国兵营内外，不再有天国的信仰、只剩下忙碌的西方商船以及凝视夜光与聆听信号的士兵。这样描写虽然因细致之至而具有“历史性”，但“作者将自己的视角融入了条约口岸和战场的广角镜头之中，……。它能够反馈出存在于虚构和事实之间的多重性张力”（Wakeman，1998）。
作者简介
孙宇凡，爱丁堡大学社会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哲学和历史社会学，著有《历史社会学的逻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文章在《清华社会学评论》《社会理论学报》《社会学评论》等刊物多有发表。同时，孙宇凡致力于公共社会科学活动，自2016年创办微信公共号平台《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现订阅人数8万人。曾在制造业、智库和政府工作多年。